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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职业打假人:常用四种手段 让人爱恨不得的职业

作者: 2017-11-17 15:08:08 來源:第一财经日报

编者按

最初,打假人的出现是为了遏制制假商家,随着时间推移,部分打假人利用法律法规漏洞获取盈利空间,变成职业打假人,造成行政、司法等资源的极大浪费,仅重庆地区质量纠纷案件中,超过2/3的起诉是打假人发起的,而打假人发起的诉讼中超过七成撤诉。

在互联网时代,职业打假人变身职业差评师,从诞生之初就偏离了打假轨道,靠故意抹黑商家、敲诈勒索牟利。随着大数据介入,职业差评师的生存空间较高峰时段锐减九成。

又一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我们采访了职业打假人及其利益相关者,试图还原其真实面目。

职业打假第一人 王海的20年

现在的王海,似乎距离20年前为了80多元钱一副假冒的SONY耳机而据理力争的愤青相去甚远,也开始淡去了与“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高度关联的“打假卫士”的英雄色彩

从1995年为了北京隆福大厦出售的两副假冒SONY耳机索赔开始,山东人王海在无意间开创了中国职业打假之路,成为中国职业打假标志性的“第一人”和“打假”的代名词。

现龄43岁的王海已经是4家公司的老板,外界关于他商业成功的猜测和财富此起彼伏并不断被刷新——“低于30万的案子不接”。

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王海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明确回应公众对其财富的各种猜测。

职业打假第一人王海 (图)

起步价30万

王老板很忙。

王海手边放着两部手机,此起彼伏地响,各种业务的电话。

“骗子太多了,根本接不过来。”坐在《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对面,他是一个面容憨厚略微有点发胖的中年男人,但对他的雇主来说,王海是他们现在需要拐着弯儿才能请得动的人,尽管他收费不低。

“以赚钱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王海在微博中这样介绍自己。

市场流行的一个说法是,他现在接一个“案子”的起步价是30万,最多的时候,一个“单子”曾经赚到400万。

“那些都是有的。”对于自己的盈利,他并不刻意回避,也没有更多夸耀的意思。

但他承认,这一行很赚钱,而且并不非常困难——当然,他说他有自己的独门秘诀,这些不能说,不过“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说到这个,他笑得腼腆又坦白。

从1996年成立第一家打假公司到现在,王海已经在北京、天津、南京和深圳开设了四家职业打假公司,主要经营“帮消费者维权打假、知假买假、替企业打假”等三种业务。

“业务量最大的还是知假买假,但利润贡献最高的是替企业打假。”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最多的时候,他的打假团队有200多人,但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目前已经精简至30多人。

“我们有意控制公司规模,不想做得太大,也是希望能控制风险,更多的人身风险来自于造假工厂,往往这种案子的收益和风险都会成倍增加。”王海表示。

2003年,律师黄立荣的突然死亡,让王海真正开始重视风险控制。

2003年12月,受雇于某打假公司的律师黄立荣在对紫禁城国医馆监控取证时被对方发现,遭到暴打,10根肋骨骨折、肝脏破裂。

“这本来是找到我们的一个案子,但我们没接,他(黄立荣)刚好去我们公司应聘,听到了这个,就自己去联系对方接了下来。”王海向本报回忆说。

这次事件之后,王海将打假队伍精简为30人的团队,大部分是合作多年的律师。

但依然还是会筛选到一些风险比较高的项目,比如收益高、社会价值好等等,这时,就会不得不面对更复杂的人和事。

“企业造假的事情,追到最后几乎都是地方保护,难度可想而知,”王海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不过这也没关系。”

王海说他最多的时候曾经带过90个保镖去现场,他不避讳自己在查案过程中的“黑白通吃”,“所以一些打假公司做不了的事情,我们能做得下来。”他说。

这样的王海,似乎距离20年前,为了80多元钱一副假冒的SONY耳机据理力争的愤青王海相去甚远,也开始淡去了与“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高度关联的“打假卫士”、“刁民”的英雄色彩。

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商人,尽管他承认这些都是“交易”,但他强调,这些交易的本质并非首先为了钱。

职业打假江湖

本可以成为职业打假江湖“大哥”的王海,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变成这个行业教父式的人物。

2015年3月,北京市朝阳法院公开的数据显示,自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以来,不到一年的时间,朝阳法院共受理涉消费者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496件,较上一年同期增长了近10.3倍。其中网购纠纷增长了近3.7倍,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对案件增长“贡献”最大。

对于开辟了这个行业的前辈“王海”,不少打假者也有不同看法,一些职业打假者认为,王海的锐气不如从前,“打得不够狠”;而舆论的一部分观点则指出,他无法排除给企业做枪手,以及“两头通吃”的嫌疑。

王海回避了后面一种指责,他强调,如果一个案子,可以寻求庭下和解,对双方的时间、精力和经济来说,都是“最合算”的选择。

一些职业打假公司也会来寻求王海公司的合作,有些案子它们有困难,或者为了尽快出结果,这样暂时性的合作互惠互利,王海并不排斥。

更多时候,他并不关注同行做了什么,这些小到一两人,多到五六人一家的打假公司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彼此不打听是他们之间默契形成的江湖规矩。

更何况,在王海看来,“大家价值观不同,各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也从不参与他们的竞争。”采访中,他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近年来,王海接手了很多关于假药的案子,王海的假药案件一般是按产品数量收费,查一件货几百元钱甚至几十元钱都有,数量通常很大,联合工商、食药监帮企业截获后,最后按件来计费。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假货都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相比从前开始几何倍数地传播,对于打假增加了难度。

“一个微商卖假面膜的,以前一个月也就卖上万块钱,现在做得好的,卖个几十万不成问题,这背后是多少人在受骗。”王海告诉记者。“回过头来看,20多年过去了,骗子只有一点点进步,但是消费者一点进步都没有,所以,被骗还是那么容易。”他认为。

他鼓励消费者变得聪明和强大起来,因此正在筹划一个微信上的语音函授课程,教那些个人打假者如何提高技术、控制风险,初期定价1万元,大概三四节课,“听的人应该不少”,他自信地说。

商业项目之外,王海有两个公益项目一直在做,接待消费者维权保护的“王海热线”,以及“和谐社区发展中心”项目,旨在帮助业主成立委员会,保护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但他的终极梦想是做中国的消费者维权委员会,这个被他称为“孩儿他妈协会”的组织将自己成立第三方独立检测实验室,消费者拿来商品就可以做检测,是那种真正地为消费者维权的机构。

王海毫不隐讳地认为,中国的消协和企业走得太近,并不能真正代表消费者利益;而对目前大多数第三方检测机构来说,“企业是它们长期的客户,它们不会因为消费者的一次送检,就丢掉企业这个大客户。”他表示。

与此同时,“吹哨人法案”(举报人分享罚款)的建立也是他的长期梦想——如果能建立“吹哨人法案”,将对企业的罚款30%到50%分给举报人,会让每一个知情人,即使是企业高管也有动力成为一个义务监管者。

“以前我是个典型的愤青,如果在街上看到城管打小贩,肯定就抄起砖头拍过去了;但现在不会了,我会上去劝架,把他们拉开。”王海认为,“目前的打假也是,骗子太多,要做的事情太多,别着急,一样一样慢慢做。”(王蔚佳)

攻其必救 职业打假人常用四种手段

职业打假人,对于很多公司的公关部、客服部门来说,是一个恐怖的存在,职业打假人比较难对付。

从厂家的角度,职业打假人的一些作为近似敲诈,令人不齿;但是从专业的角度,职业打假者提出的问题往往一针见血,正是厂家管理、生产、销售等方面的软肋所在。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食品企业公关负责人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职业打假人索赔,厂家或商家多少都会有点瑕疵,厂家只能吃哑巴亏。

能让一些知名企业甘愿吃哑巴亏,职业打假人确实有一些“高明”的手段。

手段一:向超市索赔,厂家被迫掏钱

职业打假人周某在沈阳某连锁超市购买了多桶某品牌食用(植物)调和油,购买后该职业打假人并未找超市退货,而是向当地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法院(1)判令超市退还其购买产品的货款;(2)判令超市赔偿其购货款10倍的赔偿金;(3)由超市承担诉讼费。

在这一案例中,职业打假人没有找食用油的生产厂家,而是找超市索赔,是精心选择的结果。

对于食品企业来说,超市是最重要的流通渠道之一,失去了超市,食用油企业要想成功在市场立足,几无可能。超市和厂商是紧密的利益相关方,同样应对职业打假人,超市的谈判能力和专业能力总体要比厂商弱,选择超市起诉索赔,正是“攻其必救”。

面对职业打假人的投诉,超市从其自身利益考虑,要求将该产品下架。厂家多次安排人员与超市及职业打假人进行沟通,但职业打假人要求超市赔偿其相关费用才可撤诉,超市不愿意承担相关责任要求厂家进行处理,为了不影响产品的正常销售,最终厂家同意与职业打假人私了赔偿其相关费用。

手段二:选择法规盲区,跟厂家打疲劳战

职业打假人张某在某超市购买了90多瓶某品牌食用(植物)调和油,购买后直接向当地食药监部门举报:认为该食用调和油没有标明各配料在成品中的添加量,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要求超市赔偿其10倍货款及相关费用。

食用调和油最早是由金龙鱼推向市场,1 1 1的广告很多人耳熟能详。食用调和油有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等多个油种,各油种在调和油中占多少比例,此前各家品牌都没有公布过,惯例是在外包装上按照含量的多少,在配料表中以先后顺序排列。

近年来,一些市场的新进入者,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鲁花为了在调和油市场打开缺口,开始举起公布调和油比例的大旗,作为营销的一大杀器。

但是食用调和油公布配方比例,一直没有出台国家标准,国家也没有强制要求。

上述案例经过几个月的沟通,目前食药局仍未拿出自己的意见。厂家称,如果食药局做出给予职业打假人赔偿,那肯定会被厂家告敲诈勒索,食药局人员也是害怕承担责任,随后厂家协助超市向食药监部门提供了相关证明材料,同样,职业打假人对厂家的材料不予认可,坚持要求赔偿。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食药部门仍没有拿出自己的意见,也未在双方中进行协调。

手段三:抠字眼,索取“巨额”赔偿

刘某在超市购买了一桶某品牌食用油,随后向当地质监部门投诉称该食用油在外包装标签中“营养成分表”一栏标注了“饱和脂肪酸”,但是没有标识“营养素参考值”,违反相关法规,要求依法立案查处不合格产品,并责令被申诉举报企业产品下架停止销售,并给予申诉举报人奖励;依法责令被申诉举报企业退回货款49.50元,并依法10倍赔偿495.00元;责令被申诉举报人赔偿申诉举报人因申诉而产生交通费、打印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共计12365元。

厂家接到投诉后答辩称:“饱和脂肪酸”为核心营养素“脂肪”中的构成组分,该公司在“脂肪”项目下已经标注了营养素参考值,作为组分之一的“饱和脂肪酸”需要标注营养素参考值,强制性条款中并无此要求或特别说明。

厂家与质监局执法人员沟通确认,产品并不存在质量和安全问题,是因标签标识引起的举报投诉,随后针对举报的问题,厂家组织专业人员与质监局执法人一起对相关的标识规定进行了详细解读,认定纯属于举报人专业知识不足,理解有误进行的举报。不过,厂家还是表示愿与当事人进行调解。

手段四:抓厂家疏忽,比窦娥还冤?

某职业打假人实名举报北京某商超销售的某品牌食用油未标注质量等级,属不合格产品。超市及厂家多次与北京某主管部门沟通告知其执行的是企业标准,因该企业标准中的质量指标已严苛于国家标准的要求,故产品企业标准文本中未再实施质量分级。

厂家方面答辩称:“国家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制定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在本企业适用,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备案。”企业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制定了企业标准,但职业打假人却质疑厂家的企业标准不合格,不予认可。对此,有关部门却拿不出自己的主张,一再要求厂家继续提供相关材料,而不去质疑职业打假人如此荒诞的理由。(胡军华)

职业打假: 一个让你爱恨不得的职业

从事公关行业十多年,但提到职业打假人,杨林(化名)仍心有余悸,因为对她来说,这是一个难缠的角色,因为他们既专业,又行走在灰色地带中。

“这就像是个‘黑白通吃’的职业,在我的印象里,职业打假人都是先向企业提要求,无法满足再向相关政府部门举报,获得奖励。”杨林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她现在是国内一家大型食品企业的公关,职责范围就包括了应对各种打假人。

在杨林眼中,职业打假人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很专业的团队,“他们一般会找标识问题,比如标签上的地图有没有包括港澳台,广告词有没有‘第一’、‘最好’这类形容词,成分有没有写清楚,字体的大小有没有符合规定等等。虽然大型企业对标签的监管已经非常严格了,但依然不时被职业打假人发现问题。”

杨林向记者回忆最近一次遭遇打假人的经历,那是一款酸梅汤饮料,“因为名字叫‘酸梅汤’,虽然也有标注是饮料,但打假人认为容易误导消费者是100%酸梅汁,认为标识有问题。当然最后我们把标识改了。”

与杨林类似,另一位外资食品企业的公关陈玲(化名)谈起职业打假人,首先佩服的是他们的“专业水平”,她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职业打假人肯定是让企业头痛的,但存在即合理,他们挺专业的,所以也是反过来要求企业提高自身产品的水平,提高对法规的理解和执行度。

曾经在连锁超市工作,陈玲用“专业得让人害怕”来形容打假人,“现在的职业打假人打假,基本上以国家法律法规为依据,特别是一些新颁布的法规,例如一些产品包装上的规定,职业打假人就会在卖场里看每一个产品,看是否按照法律法规做了,一旦发现问题,他们便会整个批次地买下来,为他们之后走法律流程做准备。一般而言,他们会选择灰色地带比较多的行业,这些行业法律法规还不是特别完善,有很多争议的地方,比如化妆品、保健品。”

不过,让杨林最接受不了的是职业打假人索要“奖励”的方式。“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了,夸张一点说,他们就像是‘黑社会’。”杨林说。

“一般职业打假人都会希望企业私下解决,但如果不解决,他们就去相关政府部门投诉,从而得到奖励,”杨林说,在她的印象中,愿意私了的企业以民营企业居多,因为外资企业、国有企业都有比较严谨的财务核算,“即使我们想给钱私了,但这笔钱怎么出?此前我们开发区有一家日化品牌包装标识出了问题,与职业打假人私了,结果这位职业打假人就在我们区域里找其他企业的问题,要知道,我们的开发区内153家大型企业,都是知名品牌,那段时间可谓‘满城风雨’。”

国内一家大型饮料企业有关负责人徐正(化名)也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坦言,职业打假人还是需要的,对净化行业环境、监督产品品质有作用,“但部分人员牟利的目的性过于明显,就让企业难以接受。”在他看来,打假也分有恶意、无恶意,“比如有的打假人就专门找过期的买,买残次品,在我看来就是比较恶意的”,徐正说。(陆琨倩)

“职业打假人” OR“职业索赔人”?

职业打假人数量近两年呈现爆发性增长。

职业打假人一般非常专业,善于利用法律法规的不同解释来找企业索赔,这些问题大都不涉及食品安全。事实上,不仅企业,工商、行政及司法部门也要花费大量精力来应对打假人。

多名乳企负责人表示,随着职业打假人的不断涌现,企业公关、法务等部门需要花费很大精力来应对职业打假人,相比普通消费者,职业打假人耗费企业的精力远超普通消费者。

“职业打假人存在很多年,这个群体从最初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角度出发,对整个市场良性发展起到很正面的作用。”重庆沁山律师事务所联合创始人、律师杨瑜琳认为,现在这个群体发生了异化,部分打假人看到盈利空间,变成职业打假人,并逐渐产生了很多负面效应,造成了很大的行政、司法资源浪费,让正常的维权陷入被动。“我觉得用职业索赔人来形容这个群体更适合。”

2015年3月12日,在江苏淮安清河区假冒伪劣消防产品集中销毁现场,一名消防战士正在销毁不合格防火门  (图)

不同人眼中的“职业打假人”

提到职业打假人,一家国内主流奶粉企业公关部负责人向记者举了两个例子,曾经为了促销设计过一个广告网页用于推广,促销活动结束后这个网页就留在那里没再继续使用,一段时间后,新《广告法》出台,一些职业打假人找到了他们曾经做的那个几乎被淡忘的网页,指出里面的一些用语不符合新的《广告法》,并提出索赔要求。该负责人感慨道:“这件事让我觉得这些职业打假人真是太细致,细致到无孔不入。但不论如何,我们的确存在一些疏漏,我们也认了。”

另一个例子是,一些海外生产包装的奶粉在进入中国前,曾经标注了某元素的含量,该含量在中国是不需要被标注的,于是公司将该含量的标识上加贴了一层遮挡。上述负责人表示,“然而,产品进入中国后,打假人发现了这一层遮挡,要求公司给出解释,我们按照法律法规做出了解释,并出具了进口检验检疫证书等,打假人还是不依不饶坚决认定我们是想要掩盖什么,后来只能再次找相关质监部门检测,并出具检验合格证书才算打发了这些打假人。”

长期关注职业打假人群体的律师杨瑜琳表达了担忧:“职业打假人占据了太多行政司法资源,让正常的消费者维权变得困难。”杨瑜琳向记者表示,这两年,职业打假人越来越多,他们顶着“打假”的帽子,实际上给企业、政府带来很大的干扰。职业打假人的“打假”只是一种为公众所熟知的习惯表述,但不等于说职业打假人以营利为目的的“知假买假”行为与“打假”相关,此“假”非彼“假”,我们认为称其为“职业索赔人”或许更为贴切。

而政府方面对职业打假人则持谨慎态度,国家食药监在近期一次会议上,用职业举报人一词来形容这一群体,并指出,在法律法规对“职业举报人”及其行为未作出明确规定之前,国家食药监在应对“职业举报人”维权方面应始终坚持依法、依职责的原则,做到不排斥、不迁就,对合理诉求依法保障,对无理主张及时回绝。

对于企业、政府、律师对职业打假人不同的态度,职业打假人对此持不同观点,上海一位职业打假人付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觉得我们应该叫职业维权人更合适,我们所做的都是依据相关法律进行维权,打击企业的不规范甚至违法行为,保护弱势的消费者群体的合法权益,同时我们自己也有维权成本,也有生活需求,适当获取一些收益也在情理中。”

“职业打假人”变味?

相比最初的状况,目前职业打假人群体已经变味,让外人看其有多重样子。

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出现了什么问题?食药监总局的文件指出了问题所在,食药监总局在“正确对待‘职业举报人’的问题”文件中提到,针对地方食药监部门不断反映受理处理“职业举报人”投诉举报占用大量监管资源的问题……

不仅如此,司法资源也被大量占用。“不停的多地重复投诉,造成司法资源过度占用;另外,他们起诉针对的问题往往并不涉及真正的质量问题,很多都是为了给企业施压、钻法律空子或者指望企业疲于应对而获利。”杨瑜琳表示。

“我们通过权威渠道检索了重庆地区2014年有关产品责任纠纷的328份法律文书,根据我们对职业打假人的掌握,239件是职业打假人发起的针对商家的索赔。其中有179件是撤诉或者按照撤诉处理,真正到一审判决的只有29件。”杨瑜琳向记者表示,“可见,仅重庆地区质量纠纷案件中,超过2/3的起诉是打假人发起的,而打假人发起的诉讼中超过七成撤诉。大量的诉讼让法院工作人员非常疲乏,直接干扰到正常消费者的投诉。”

打假人付星也表示:“不可否认,我们行业乃至很多行业都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一些打假人从事的维权出现变味的情况,但我想正规合理合法的打假人维权行动应该被支持。”

那么职业打假人的诉讼主要是怎么操作的?杨瑜琳指出,为了达到职业化索赔“短平快”的效果,民事诉讼中一般会做以下四种选择:第一,通常以产品外包装文句表述、标签或说明书内容等非实质性事项作为诉请理由,以免在技术问题上浪费时间;第二,选择国内或本地主流的大商场、大超市等注重声誉的企业作为诉讼对象;第三,如果销售者、生产者一方积极应诉,从事实和法律层面进行有力答辩,他们通常就会选择撤诉,或者干脆不出庭参加诉讼,任由法院按撤诉处理,之后换一个地方、换一家法院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起诉,如此反复。

最后,采用“游击”式手法,一则赌销售者、生产者一方因为个案诉讼请求标的额小而不会积极应诉;二则通过反复的、持续的、分散的诉讼打“消耗战”,销售者、生产者一方难以投入足够的时间以及人力、物力、财力应对每一次诉讼;三则利用大型零售企业在终端渠道的优势地位,逼迫上游的供应商、生产商以“息事宁人”的态度与其达成调解或者庭外和解。(何天骄)

大数据巧治职业差评师 生存空间锐减九成

在网上,职业打假人这个身份因互联网独特的空间属性而变得鱼龙混杂,比如职业差评师,从诞生之初就偏离了打假轨道,靠故意抹黑商家、敲诈勒索牟利。但随着大数据介入治理并日趋成熟,这个群体的生存空间相比于两年前正被迅速挤压。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前夕,《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从阿里巴巴负责电商平台规则制定的淘宝商家规则部拿到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阿里全网职业差评师攻击数量比2014年8月时的高峰时段下降95%以上,职业差评师的活跃度已今非昔比。而在峰值时,职业差评师新增ID(身份认定)数曾接近4万/周,被相关数据模型命中并认定为职业差评师的ID历史累计接近500万。

对职业差评师的治理有多难?与2012年这个行业刚兴起时主要以单个差评攻击相比,现在的操作模式已经升级为团队作战。通常是相关QQ群里发出一个差评攻击任务,数千个ID闻风而动,对目标店铺进行恶意下单并给出差评,两三天内可以搞垮一家诚信经营的店铺。而这数千个ID背后,很有可能是一个个虚假账号,甚至是一台机器和一串代码,无从溯源。

发展到后来,职业差评师变身雇佣军,成为网店同行之间互黑的一把匕首,且异常锋利。一位曾遭受过职业差评师连环攻击的淘宝店主对本报记者称,一两天内连续收到十几个无理由差评,完全招架不住,就像食人鱼(水虎鱼)聚群攻击猎物一样,一分钟之内猎物的躯干几乎已被吃光,但它仍在本能地喘息挣扎。

淘宝商家规则部王孟杰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曾经在后台监测时发现,某个店铺一天内收到非常多的差评,甚至出现同一个账号在一天内连给它6个差评的极端情况。给差评的前提是买家需在店铺内完成下单消费,这种情况通常可以判断为恶意差评攻击。

相比之下,中小卖家是职业差评师最喜欢攻击的猎物,比如那些信誉度在一颗钻以下的卖家或对异常缺乏购买经验的新手卖家。由于好中差评价在淘宝平台上分列显示,大部分消费者会习惯性地点开差评栏里的评价做参考,评价同时会影响店铺排名,因此差评师的攻击对中小卖家足以致命,而大卖家因为每日销量基数大,受此影响相对较小。

差评师的隐匿性一度让平台方在治理时感到棘手,这两年电商平台与职业差评师之间经历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博弈,而后者越发感到存生的艰难。

以淘宝网为例,在两三年前,对差评师的治理主要靠客服团队接商户投诉,客服小二会要求商家提供恶意差评证据,核实无误后会帮助商家删除这条差评,甚至封号。在这个阶段,治理恶意差评主要靠人肉方式,但效率在职业差评师群体规模疯涨的压力下显得“不那么互联网”。

“现在对差评师的监控和治理会涉及到淘宝的五六个部门协同应对。”王孟杰对本报记者说,从2014年起,这个重任由客服团队过渡给负责平台商家规则的团队接手,而他们制定规则的核心依据之一是模型算法团队根据整个淘系平台的实时交易数据建立的监控模型,同时用户调研团队会给出调查结论供参考,技术团队会对商户端产品进行优化改造(比如给商户添加能看到差评识别的插件)等。

如果涉及问题重大,阿里的安全部门还会介入线下调查、起诉等。

目前,淘宝的这套消费者诚信数据模型的运作方式通常是这样的,它纳入的数据指标已经超过150多个维度,会实时对交易和评价进行动态监控,可以根据某个账号以往在淘宝上的交易和评价数据,并结合此次交易情况来判断其背后是否为一个职业差评师,并自动删除其恶意差评;而对于一个新注册的ID,模式可以通过底层数据积累迅速识别出ID之间的关联性,基本上将换一个马甲再来恶意差评的可能性杜绝。

当职业差评师ID被数据模型识别之后,阿里信用团队会根据不同行为的危害程度,以梯度拦截的方式在交易端及评价端对账号进行限制。对恶意差评情况特别严重的ID,系统将要求其完成一系列身份认证,一旦认证失败,将对该ID做永久封号处理。

淘宝对商家信用体系不断优化调整,以求更多维度、更合理地体现一个商家的信誉,而不是只看差评记录。此举结合大数据模型的监控,让职业差评师在过去一年活跃度锐减。当然,差评师也在钻模型准确性的空子,这个模型日常也在进行更新优化。(关健)

前FBI成员帮 跨国药企打假

对跨国制药公司而言,打假正成为一件大事。

“为了在内部建立起可持续的网络以有效应对所有打假挑战,礼来成立了全球打假部门。”美国礼来制药中国区相关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不仅如此,礼来与全球机构和组织协同打假,例如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药物安全研究所(PSI)等,采取的措施包括分享关于犯罪活动、制假调查和打假策略等的信息。”

作为全球最知名的新药研发型跨国制药公司,1918年就将海外代表处设在上海的礼来与中国渊源深厚,诸如治疗抑郁症的“百忧解”等一系列中枢神经、肿瘤、内分泌等药物已经占领中国很大的市场份额。

但礼来一直难以摆脱假药的侵扰。世界各地都有假冒礼来生产的产品,包括在男性健康、糖尿病、肿瘤、心血管疾病和新陈代谢等方面。

“2013年,新陈代谢类药物是报告造假事件中增加最快的类别;其次为抗感染和呼吸道类药物;而激素、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类假药也呈上升趋势。”礼来提供给本报的资料显示。

礼来的遭遇并非个案,实际上,所有跨国制药企业都不同程度地遭受到假药的威胁。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估算的数据显示,全球有10%的药物有可能是假药,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个数字甚至达到了33%之多;造假的规模十分庞大,每年全球假药的销售额估计多达750亿~2000亿美元。

技术升级是最先被想到用来应对假药的方式,2015年,由于治疗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和反流性食管炎的药物洛赛克频繁被仿冒,英国制药公司阿斯利康宣布将对其生产的耐信片、洛赛克针以及即将上市的耐信针和本地分包装易瑞沙这4种药品采用全新产品安全数码防伪技术,即防揭防伪封口签和防伪编码技术,仅这一项投入就达到人民币800万元。

“如果用1000美元制造假钞的利润是3000美元,制造假冒电子产品的利润是10万美元,而制造假药的利润是50万美元。我不确认这些数据是如何调查而来的,但是通过这些数据说明制造假药的利润高过一般的造假行业。”全球最大制药公司美国辉瑞公司副总裁兼首席安全官JohnP.Clark(约翰·克拉克)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能够确定的一点是假药销售增长率是非常快的。

克拉克带领着一支“豪华”的打假团队低调神秘地服务于辉瑞——这些来自前FBI(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国家司法部、国家海关和缉毒特工部门的干练执法官员组成了辉瑞的“全球企业安全部”,每年支配上百万美元的打假经费。

但打击假药并不像想象中简单。事实上,现阶段辉瑞已经发现有21个假冒药品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入了合法的销售渠道,而且被仿冒的品种也开始多样化——来自辉瑞的信息显示,以前80%、90%的假冒辉瑞的药是万艾可,2010年万艾可的假冒率降低到57%,一些新的心血管、肿瘤治疗药物正在被越来越多假冒。

而国际假药商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难以对付。

“我们发现世界各地都有假药,可以说每一个药物类别和每一个地区都出现了假药,甚至是发达国家都未能幸免。在2011年,欧盟扣押的近四分之一的假货都是假药,制假网络遍布全球。我们甚至发现,造假者有时会在一个国家生产,在多个国家‘倒手’多次,最终出售给另一个国家的消费者,隐蔽性非常强。”美国礼来制药中国区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面对复杂的现状,更系统性的协作被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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