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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虎军备

完整揭秘奥运首支难民代表团:他们走过多少生死才来到这里

作者: 2017-12-11 09:32:56 來源:

【编者按】
当他们走进马拉卡纳体育场,全场一片掌声。
他们是难民代表团,只有10个人,由5名南苏丹难民、2名叙利亚难民、2名刚果(金)难民和1名埃塞俄比亚难民组成。
对于他们的奥运资格问题,整个奥委会经历了为期一年的投票,拨发200万美元项目转款,牵涉到17个地区以及联合国难民署。
“他们对全世界的难民来说是希望的象征”,巴赫如此形容难民代表队,“难民是我们的伙伴。”
在五环的庇护下,他们也是诠释奥运精神的最佳人选。美国《体育画报》跟随着他们的步伐,为我们还原了这些坚强战士的经历。

难民代表团走上里约奥运会开幕式。
跟着大部队,快点跑
6月3号,在肯尼亚Loroupe训练中心社交大厅的屏幕上,突然出现了巴赫主席的身影,他正坐在瑞士洛桑的办公桌前。
大厅里的运动员们纷纷祈祷着,有些人双手都在颤抖。接着他们听到了自己的名字被逐一念出来,大厅中的五个人成了幸运儿。他们获得了参加里约奥运的机会。
第一个被念到的名字就是南苏丹难民比尔,他瞬间热泪盈眶,那一刻他想到了他的妈妈,11年前和她分别时他也哭了。如今他擦干泪水,面露喜悦。当摄像机、记者围拢上来时,他已经动情地难以开口。
在他们幸运的成为难民代表队的成员之前,比尔和拉克洛都只是个放牛娃,米什加忙着运货,彻恩克正在努力成为一名汽车修理工。
难民代表团只有10个人,由5名南苏丹难民、2名叙利亚难民、2名刚果(金)难民和1名埃塞俄比亚难民组成。
对于一个难民来说,首先要做的就是:随手拿上一些食物和衣服,跟着大部队,快点跑。
士兵们就要来了,比尔和他的妈妈、两个妹妹以及一个年幼的弟弟冲出了家,他们挤入人群,迅速地逃进了Nasir小镇北部的茂密丛林中。
那已经是2005年的事情了。发生在哪个月?比尔不记得了。是在什么季节?他也答不出来。他当时才10岁,在那个年纪,时间的意义不大,但失去家园的感觉却像土地开裂般一样疼痛。
“当他们袭击我们的时候”,他说,“我看到的是生离死别,我知道我和家人的平静生活彻底结束了。”
过去,他常常活得像个动物――躲在灌木丛中,随时保持高度警惕,也没有东西可吃。他和家人三天三夜没法睡觉,肚子饿得咕咕叫,他们只好采些野果,甚至爬到树上去摘些苦涩的叶子来吃。
比尔破旧的运动鞋,而且两只鞋底的脚趾处都破了。
比尔的妈妈做了一个决定。他们距离埃塞俄比亚的边境只有19英里远,步行一周可到,他们或许可以在那里找到食物。
母亲把他安置在邻居那里,就带着他的弟弟妹妹上路了。从那以后,比尔再也没有见过母亲和弟弟妹妹,他真的不知道,她们是否还活着。
他说,母亲离开他的那天,他哭了,但那不是他最伤心的时刻。自那以后,他跟着邻居和她的两个孩子一道回到了家乡,却发现那里早已化为一片灰烬。“他们烧毁了一切,什么都没有了。村镇也已经不在了。他们掠走了家禽,甚至还杀掉了一些。军队走了,留下的是死去的人们。”
而对于邻居,比尔说能参加奥运真应该感谢她。“我叫她妈妈,因为她真心待我,丝毫不偏心,我和她的亲生儿子得到了同样的爱,是他们拯救了我。”
比尔一开始并没有练习跑步,他爱的是足球。在贫瘠的球场上担当后防大将,他能整天待在那里。
他只有一双破旧的运动鞋,而且两只鞋底的脚趾处都破了,“破了就破了吧,”他说道,“我还是试着穿上了它,祈求着上帝保佑。”
但在一次10公里比赛中,比尔全程用脚趾跑着,并拿到了第三名。他从此走上了田径之路。
难民代表队未来还会有吗?
我们都来自南苏丹
“当你被迫离开家乡时,生活就充满了挑战和困难。”
22岁的洛哈里斯说,她是一名来自南苏丹的1500米运动员。“当你被迫逃亡或是待在别的国家时,你不可能感到快乐。但是此刻我感到骄傲,我为自己是一名难民而骄傲。
28岁的彻恩克也是一名来自南苏丹的800米运动员。他的父亲在1999年的苏丹内战中丧生,他当时逃离了村庄以躲避士兵们的绑架,而他的两位朋友却被抓住了。
本届奥运会的难民代表队中有一半人来自南苏丹,他们的经历大同小异。
炮火纷飞,机关枪声阵阵――双方集结武力,总统与副总统打得不亦乐乎。因内部纷争而致使“联合”政府陷入瘫痪,一段短暂的和平过后,此前持续了32个月的内战又将重新打响。
但当时彻恩克并没有感到很失望。“不,这样很好,一边终会战胜另一边,这样的话,战争也就会真正结束了。”
事实上,一切都不是想象中那样简单。
内战中,无数人无辜死去,随后的几天里,将近4万人离开了那里。
彻恩克是第一个“跑”的人,因为军队想要给孩子们洗脑,好让他们愿意去当士兵。而一半的南苏丹姑娘,年龄从15岁到19岁不等――有些甚至只有12岁,就被强迫结婚。洛哈里斯在9岁时,之所以跟随一名阿姨逃到肯尼亚,正是因为她所在的迪丁加地区迫使她早婚。
“可是我想上学,我希望将来能做一名医生呀。”
难民代表队中这五个来自南苏丹的赛跑选手,也都来自有着25年历史的Kakuma难民营,它位于肯尼亚西北部,聚集了将近18.5万的难民。
在2014年,丁卡人和努尔人进行了为期几周的战争,他们操着棍棒,拿着枪,舞着叫做“panga”的大砍刀。“太多人在那次战争中死去,”她说,她顺势把手放在了脖子后面,“我看到过这样的画面:他们用panga砍了一个丁卡小孩子,那孩子当场就死了。”
难民运动员正在接受采访。
我离开了他们,我丢下了他们
“人们问我们,你们要去里约比赛了?”难民代表团的洛克恩说,“我其实以前都不知道里约是什么。”
去年秋天,这几名南苏丹选手从Kakuma到内罗毕(肯尼亚首都)的航班是他们第一次体验坐飞机。那五个难民代表队成员也都没有看过奥运会比赛。
去年八月,联合国难民署来到Kakuma举办了一次10公里预选赛,洛克恩因为获得了第二名而被邀请去往恩贡的训练中心。她犹豫了一下就决定前去了。
她的弟弟现在17岁了,她觉得现在该弟弟来承担照顾其他三个弟妹的职责了。她每周会给他们打一次电话。她的弟妹们有时会饿着肚子去上学,她也为他们单独在路上时感到担心。
“这对我来说是个极好的机会,因此我不得不狠心离开他们。”洛克恩顿了顿,接着说道,“是我离开了他们,也是我丢下了他们……”
当问及她的800米最好成绩时,洛克恩回答:“2分22秒,”她笑了接着补充道,“我得更快点才行。”这是事实,奥运会的预选赛成绩是2分01秒50。
但是非要如此严苛的话,几位南苏丹选手的成绩都达不到预选赛的要求。实际上,在难民代表队的十位选手中,只有马拉松选手肯德达到了奥运会对于运动员成绩的基本要求。
但难民运动员们指出,他们只被训练了九个月,而其他的奥运会运动员们则有着长期的系统训练。
去年10月前,南苏丹的几位选手从未考虑过体重、节食等问题,也没有进行过定时定量的系统练习。他们中没人尝试过当一名运动员或是经常性的跑步。他们很少在较冷的气候中活动,也未曾感受过这种全新的压力。
他们的膝盖发酸,胸部也发闷,还有人因为疟疾退出了竞争。
但他们渴望真正成为的专业运动员,但国际奥委会200万美元的训练基金就是训练中心的全部投入了,这些慢慢也会被消耗殆尽。
24岁的洛克恩动情地说:“许许多多的难民都有着很高的天赋,但他们没有任何机会去发展他们的天赋。我希望能有一个地方,让他们可以健康成长,而他们也有志于赛跑。”
训练中的难民选手。
3个小时,她救了一船人
走在队伍里的还包括叙利亚18岁的游泳运动员马迪尼。
她的国家经历了五年内战,40余万人死去,400万难民分散到中东和欧洲地区。
马迪尼在土耳其的伊兹密尔乘上汽艇,准备去希腊的来兹波斯岛。可是当船的马达熄火时,她和姐姐萨拉及另外一名难民一同跳进了大海,折腾了三个小时,又是推又是拉,才把船弄到安全地带。
马迪尼长途跋涉,花了25天,途经希腊,塞尔维亚,马其顿,匈牙利以及奥地利,最终到达柏林。
而出于对家乡阿勒颇(叙利亚西北部城市)频繁的轰炸和绑架的恐慌,马迪尼的同胞阿尼斯早在2011年就匆忙地带上两条裤子、两件T恤以及两件外套,逃亡到伊斯坦布尔。
四年后,在十月份的一个晚上,阿尼斯和他的弟弟,跟着偷渡者从伊兹密尔逃往希腊的萨莫斯岛。他们又花费了九天,穿过马其顿,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匈牙利奥地利以及德国,最后到达他们的理想之地――比利时。
“在海上的日子太痛苦了,”阿尼斯说,“作为一名游泳选手,我非常担心,因为我们得和孩子以及老人一道乘坐木筏。你不得不考虑每件事情:如果船翻了该怎么办?”
游泳运动员马迪尼。
长期的社会冲突和不稳定、气候干旱等因素,也使16万的埃塞俄比亚人散落天涯,这其中就包括本届奥运难民代表队中的马拉松选手肯德。
他已经36岁了,2011年,他在卢森堡开出租车,并保持着跑步的习惯。
不过,难民代表队里没有谁会比两位柔道运动员(24岁的米什加以及28岁的马比卡)逃得更远了。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五年内战牺牲了540万人――这其中就包括米什加的妈妈,而这还只是2003年时官方的统计数字。
米什加和马比卡在2013年里约世界冠军赛中退出后,再也没有离开这座城市。马比卡说她希望借助本次奥运会的影响,能让她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们看到她,好早日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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