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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狱中高呼“我救过毛主席” 从此伙食改善

作者:人民网 2017-10-05 18:03:03 來源:综合

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天安门城楼。
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天安门城楼。


  1982年4月23日,傍晚时分,一辆轿车悄然驶进北京西单西绒线胡同,停在一个四合院前。这个四合院以前的主人是黄炎培先生,现在,住着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周扬。

  从轿车里走出一位年近七旬的清瘦老人。他就是曾经显赫一时、后来身陷囹圄的陈伯达。此时的陈伯达,仍处于保外就医状态,并未刑满释放,所以“陪同”他前去周扬住宅的除了司机,还有两位公安人员。

  根据陈伯达儿子陈晓农的回忆,陈伯达与周扬的交谈长达4个多小时。在交谈中,陈伯达讲述了当年拯救毛泽东的事情:

  19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那天早上我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犹豫,我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他听我一说,就走了。他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回头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到安全地方,我赶快离开,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已经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当中,房子玻璃全被弹片打碎了。如果晚一步是很危险的……

  陈伯达还谈到,1971年,他被押往秦城监狱服刑,曾在狱中高呼“我救过毛主席”,后来伙食果然改善。陈伯达就是以如此独特的方式,显示他与毛泽东非比寻常的关系。

  陈伯达命运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陈伯达第一次遇见毛泽东,是在1938年的延安。彼时,这位三十出头的青年已经携带妻儿辗转来到革命圣地一年多了。

  抗战时期的延安,是爱国人士向往的地方。1938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在一次讲演中感慨地说:“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所以我说十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

  陈伯达也是其中的一员。只不过,早在10年前白色恐怖笼罩中国的时候,他就经人介绍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度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科长、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到延安来更像落叶归根,而非投奔光明。

  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说一口难懂的闽南方言。初到延安,中组部安排他在刚刚创办的陕北公学任教。上课时,陈伯达在上面滔滔不绝地讲解,下面学员面面相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有不断在黑板上书写,学员才明白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后来,马列学院成立,首任院长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洛甫)担任。张是陈伯达留学苏联时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两人关系很好。他将陈伯达调来当教员,还介绍给毛泽东认识。不过毛泽东并未在意这位其貌不扬的教员。

  陈伯达在马列学院授课,语言依然是一道坎。以至于轮到他上课的时候,要带一名“翻译”,将他的闽南方言翻译成普通话。这种日子过得当然辛苦。好在不久他就熬出头了。1938年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马列学院举行一次孙中山思想讨论会。会上,大家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发生了争论。有人说孙中山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有人说应该是“民族资产阶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在大家争论得不可开交时,陈伯达发言了。也许是汲取了讲课的教训,陈在发言时尽量说得很慢,便于大家理解。他显示了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巧妙地运用了“辩证法”,强调孙中山思想既有“小资产阶级”属性的一面,也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面。

  陈伯达的发言引起了在场另外一个人的兴趣――毛泽东也参加了这次讨论会。毛泽东不一定完全听懂了陈伯达的话,但他敏锐地看出,这位教员比其他人的理论水平明显高出一筹。会后,毛把陈伯达留下来,了解他的情况。当晚,还请他一起陪一位美国记者(作者按――是否埃德加?斯诺?待考)吃饭。吃饭时,毛泽东得知陈伯达在北平中国大学教过“先秦诸子”,非常高兴。因为他对中国古代哲学也很有兴趣。两人有了共同话题,越说越起劲,竟把美国客人晾在一旁。

  这是陈伯达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交往,也成了陈伯达命运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因为没过多久,一纸调令就将他调到毛泽东身边,担任首席政治秘书。

  毛泽东身边的“五大秘书”之一

  毛泽东早年曾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又做过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一向对秘书工作高度重视。从1928年毛泽东任工农红军前委书记时调动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政治部宣传员、分队长谭政担任秘书,到1974年安排张玉凤担任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秘书,一共有35位。

  毛的秘书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政治秘书,如陈伯达、胡乔木,主要职责为起草文件、撰写稿件等。一类是机要秘书,如叶子龙、高智,主要职责为收发文件,整理资料等。一类是生活秘书,如江青、张玉凤,主要职责为负责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和饮食起居。在毛泽东的秘书队伍中,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影响最大,被称为“五大秘书”。

  普通人印象中的秘书工作,不外乎端茶倒水、整理文件等。毛泽东对秘书尤其是政治秘书的要求显然远不止于此。他要求秘书能够从事政治理论研究,起草撰写重要的文件、文章,相当于毛泽东的“文胆”。

  当时的延安有好几位理论写作高手,比如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杨松、《解放》周刊编辑吴亮平、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艾思奇,范文澜、何思敬、胡乔木、周扬、丁玲等都是一时之选。但最终,毛泽东选择了陈伯达。1939年春天,陈伯达调到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室任副秘书长(一说为副主任),正式成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这一做就是31年。

  国民党称之为“陈逆伯达”

  陈伯达一生写过很多文章,在抗战时期发表的《评〈中国之命运〉》,算是他的开山之作。后人评价,这也是陈伯达写得最好的文章。

  1943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其侍从秘书陶希圣起草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洋洋洒洒十几万言,中心论点就是一个:宣称只有国民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蒋介石才能救中国,并对中共进行了攻击和污蔑。在推广发行这本书时,国民党方面可谓不惜血本,用最好的纸张印刷,其价格却极便宜,让老百姓都买得起。因此,该书的发行量很快就超过了100万册。面对国民党发起的宣传攻势,中共方面决定进行“反击”。毛泽东以其一贯的幽默语气对陈伯达、范文澜等人说,“蒋介石给你们出题目了,叫你们作文章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范文澜、艾思奇、齐燕铭等分别作起了文章。陈伯达花了三天三夜,写出了《评蒋介石先生〈中国之命运〉》一文。全文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在审稿时,毛泽东将题目中的“蒋介石先生”去掉,再稍作修改,并将署名改为陈伯达一个人的名字,刊发在7月21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

  中共中央宣传部借这篇文章进行了一次党内党外的扩大宣传。大后方印了几万本小册子,不但在根据地发行,还发行到了重庆,甚至还翻译成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受此文的影响,美国左派人士著文谴责《中国之命运》是法西斯主义。《评〈中国之命运〉》一时洛阳纸贵,国民党下令严禁此文,称作者为“陈逆伯达”,陈伯达因此名噪一时。

  此后,“陈逆伯达”继续向国民党阵营开火,先后写下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重要文章。解放后他又写下了《斯大林和中国革命》《论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参与起草了《共同纲领》(即临时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五四宪法”)、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根据毛泽东的多次讲话精神,归纳整理成毛泽东建国后最重要著作之一的《论十大关系》,起草了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等。

  周恩来曾赞扬陈伯达:他是“我们党的最好的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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